近期跟隨公司到中國考察，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做調研，這次行程讓我重新思考了人類世界的運作，進而推論出本世紀可能是人類供給過剩的世紀。我將會分別就需求與供給、人類世界並非各向同性，而是凹凸不平、下而上與上而下的體制、供給過剩的影響-內捲與工時、國家興衰的循環。
什麼是需求與供給？ 從人類這個物種的角度，需求是人類追求生存與繁榮所必需要與想要消耗的能量。
為了滿足這些必須要與想要的能量，所以我們透過其他生物與非生物將能量為我們所用。我們稱之為供給。
這麼說吧，為了生存，我要吃一顆蘋果，因此我等於是將蘋果的能量轉化為個人體內的能量，最後透過排泄的方式代謝掉。
為了取暖，我將生物或石油的能量轉換為衣服，透過衣服保暖的特性，保護自己免於寒冬，避開死亡。
從這個角度講，需求有幾個特性，需求是跟著人類的慾望與人口數決定的。 當人的慾望很大，需求就很大。人口數越多，需求就越多。
另一方面，人們透過勞動的方式取得能量，進而滿足我們的需求。
我們稱之為勞工，而勞工的所創造的供給，我們稱之為商品，創造商品的加總，我們稱之為生產力。
而人以外的其他東西，我們稱之為自然資源與土地。
過去一萬年來，人口數長期都是上升的，並且隨著每個重要技術進步，而得到指數型的提升，西元元年時，全球人口僅2.3億人；17世紀時，全球僅5億人，工業革命後，人口爆發式增長，如今已經達到80億人。
同一時間，人類的GDP從西元元年時的2,477億美元 (人均1,077美元)，到17世紀時的7,786億美元(人均1,557美元），到工業革命後，如今已經達到106兆(人均13,250美元）。
這所謂的生產力的成長，可以視為人類需求的成長，除了過去生存所需之外，也多了慾望，也就是想要的部分。 這裡的慾望增長，是因為技術與分工，使得更好的生活品質成為可能，因此增加了人類的慾望。
然而，這個GDP增長卻不是各向同性的。
儘管世界GDP已經達到106兆美元，但這個世界卻是凹凸不平的。
這一點首先是國家與國家的差別，其次是國家內部的不一樣，這點在中國尤其明顯。
台灣人口2,300萬，GDP 7,955億美元，人均 3.3萬美元 中國人口14億，GDP 18.8兆美元，人均 1.2萬美元 上海人口2,480萬，GDP 7,521億美元，人均 3萬美元 阜寧縣人口79萬，GDP 108億美元，人均 1.4萬美元
上海的人均GDP和台灣差不多，但是阜寧就低得多，就不要說其他更低GDP的地方了。 當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非常大時，就會出現許多挑戰。
舉例來說，中國的大城市過著高度分工的生活，城市裡的每個人只能透過薪水來滿足所有的食衣住行育樂的需求。但是鄉村則相反，除了政府補助之外，這些農村人口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，自己種地、自己養雞養鴨，基本上沒有額外的生活需求是需要錢的，分工的程度也較低。
以阜寧縣為例，這79萬人分布在1,439平方公里中，平均一平方公里有548人，台灣平地每平方公里則是有2,424人，上海就更不用說，每平方公里3,912人，是阜寧縣的7倍，消費力更是高出不少。
這樣的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，消費少不說，地還很大，對零售業設點來說就完全不划算了。
因此大廠牌、連鎖超市就不會進來，只會有夫妻老婆店，還有少數的連鎖飲料店，對住在這裡的人來說，需要的不多，因此需求也不大。因此大規模的供給無法進來，反之，這裡人要購物的選擇也少，基本上就是幾家店裡有什麼買什麼，或是網購。
即使是對網購平台來說，最後一哩路都還是太貴，是個挑戰。
同時，對國家治理也行程非常大的挑戰。
如果說美國是透過民間活力而強盛的，那中國就是透過領導層英明帶來繁榮。 中國是一個由上而下的國家體制。
中國政策形成，是從內部智庫到中全會，再到社會各界的執行。
1. 智庫與決策層：政策的初始構想往往來自於黨的內部智庫或高級別的專家團隊。這些智庫為中央提供專業分析和政策建議。
2.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（中全會）： 中共中央全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之一，審議並決定重大國家政策和人事任免。 在這裡，重要的國家發展規劃、經濟社會改革方案等會被審議通過。
3. 政策發布與解讀： 政策在中全會通過後，會以黨中央或國務院的名義正式發布。隨後，從官方媒體、政府部門到學術機構，都會對政策進行解讀和宣傳，確保社會各界理解中央的意圖。
4. 「如何執行」的氛圍： 透過社會各界（從產業、學術到官員）紛紛發表看法，核心是「如何執行中央想法」。這體現了中共政策執行的高度政治化特徵。各級政府、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，其首要任務是學習、理解和貫徹中央的精神和政策。 在這個過程中，地方政府和企業往往會積極響應中央號召，調整自身發展戰略，以求與中央保持一致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「層層加碼」的現象。
這樣的體制非常考驗領導人的能力，當領導人是英明的，那麼就容易出現太平盛世，因為判斷精準，且效率極高。 對企業也是一樣，若領導層都是厲害的經營層，那麼中國的管理模式是相對容易奏效的，但是若領導層判斷錯誤，代價也會非常大。
當這個世界進入供給過剩的世紀，並且中國成為供給過剩的核心國家，17%的人口生產40%的全球商品時，在此地嘗試做提供供給的廠商將會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。
議價能力將交回給消費者，而廠商只能在自由競爭市場實現正常的經濟利潤。
並且，為了實現這個正常的經濟利潤，付出的卻是非常大的努力，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內捲。
這種內卷或許也不是壞事，在阜寧，這些小商品城儘管賣的價格很低，但是他們仍有利潤，加上當地的低物價，過的也並不差。 這更像是透過比較利益，自然分工的結果。
供給過剩使得1990年開始，人類的通貨膨脹率長時間維持在5%以下，正是因為中國與俄國兩大國加入市場，大幅增加了全球商品的供應量，且成本結構比過去的國家都更便宜導致。
展望未來，假設機器人製造，關燈工廠持續開發成功與擴大採用，供給過剩將會得到持續。
另外，人類目前80億人，聯合國預計在2080年中人類數量將會達到頂峰，103億人，當人口開始下降，人口開始高齡化之後，人類對商品服務的需求會開始減少，但生產力卻持續透過科技、供應鏈管理的優化而增加，幾乎可以確定未來是一個供給過剩的世紀。
這使我開始思考，中國人的人口優勢、勤儉的儒家文化、良好的教育、少數聰明的從政者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的決定，是因為只有中國可以做到實現快速成長，還是其實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國家？
若更深一層來看，18世紀的英國，19世紀的美國不也是如此，他們當時都相對其他國家更加努力勤勞，也都有勤儉的文化，真正關鍵的可能是他們在崛起過程中，人民追求『脫離貧困』的慾望，七年戰爭之後，英法債台高築，促使清教徒開始移民美洲，尋求新的機會，而瓦特改良蒸汽機，使得人們到城市尋求機會，帶動英國的工業革命，以及美國在獨立戰爭後，也開始走向工業化的道路。
或許貧困與追求是人類世界一個非常大的動力。中國也是從1856年第一次英法聯軍戰爭之後開始走向衰敗，累積150年貧困與對於過往中國的嚮往，使得中國人民願意高工時、努力讀書、學習西方方法論與文化，以追求自己的中國夢。
中國的努力與過去的英國、美國很可能沒有差異。
而在所得與收入上升後，一個國家人民就會開始不願意做辛苦的製造工作，因此英國把製造交給美國與德國，而之後美國將製造交給日本、台灣、南韓與中國等東亞國家。
某方面來說，這是一個人類必然的循環，也是生意、國家、個人的循環。
我認為從投資角度來說，有些事情是確定的： 1. 這是一個供給過剩的世紀 透過此行以及中金的演講，我看到人類未來會是供給過剩的世紀，因此投資角度上有一個結論： 要盡可能避開低門檻的生意，應追求具備高門檻，稀缺資源的生意，例如半導體產業中具備壟斷能力的公司，或是平台型公司，例如掌握Channel的通路公司。
2. 要做好投資，應該更多的接觸水裡的魚 投資方法論上，我們更應該多到當地，去接觸真實的情形，只靠年報或是公司經營層的公開訪談不一定能帶來完備的資訊，只有真正的去理解顧客、理解市場、理解供應鏈裡面的專家，才更有可能正確判斷生意真正的樣子。